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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畏: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與全球“元”治理范式

全球治理的理論與實踐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與構建有著世界歷史進入全球化時代的深刻背景,二者之間存在著有待探討的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的內在關聯。雖然全球治理目前主要被當做解決全球性問題的工具性概念,但是還可以把它當做指向全球化時代的未來世界構型的建構性概念。因此該問題在于闡發它作為建構性概念所需的全新的理念基礎。在西方,全球治理的視閾在與“國際社會”、“國家社會”、“世界政府”、“世界共同體”或“全球共同體”、“全球民間社會”等概念的界定、探討和闡發中不斷得以擴展。已經有論者,在歐盟的建制和實踐的啟發下,提出了適用于全球治理的一些新概念,如多層次(元)治理、多尺度(元)治理和多空間(元)治理等。這些概念的提出表明把全球治理從工具性概念轉換到建構性概念的演進邏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不應當僅僅被當做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而是應當在更為廣闊的意義上把它當做全球化的理想構型。一方面這是因為它能夠超越西方的“世界共同體”或“全球共同體”和“全球民間社會”的理論和實踐邏輯;另一方面是因為它可以現實地解決多層次(元)治理、多尺度(元)治理和多空間(元)治理等所無法解決的實踐難題。

一、全球化的內在邏輯與全球治理的主要問題

如果把全球化作為一個經驗事實來看待,一方面,它帶來了全球范圍內的經濟發展、生活質量提高、產品的極度多樣性、文化相得益彰、為解決世界性問題增進相互理解和提升合作層次等積極后果;另一方面,它也帶來了國家利益分化加劇、不平等日益增加、霸權主義盛行和對國家主權和民族認同的削弱等消極后果。全球治理概念應運而生,并被寄予以此能夠在新的理論和實踐框架內使人類走向美好未來的期望。現在的關鍵問題是,要把握全球化的實質和發展趨向,就必須追問它的內在邏輯,而要以全球治理作為解決問題并開辟未來的基本路徑,就要弄清楚全球治理所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全球化的內在邏輯

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歷史邏輯(或資本主義邏輯),全球化可以看做是勞動分工、商品市場、資源交換、科技創新、人際交往在全球范圍內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擴展。全球化使得當代世界的發展呈現出跨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領域的多維度進程。全球化有兩個最顯著的特征:首先是在全球層面上資本無限制的流動和市場力量無約束的統治,其次是全球化帶來了信息和人員無節制的流動。因此,從一般的意義上來講,全球化究其本質而言就是相互聯系和時空壓縮,體現為多中心、多形式、多時相、多尺度、多因果的歷史過程。但在關于全球化的內在邏輯的探討當中,存在著三個既可以做出經驗論證同時又可以做出反事實論證的問題。第一,全球化的主體是什么?第二,全球化的動力和機制是什么?第三,哪些事物和問題被全球化?因此,要對全球化做出比較明確的定義,選擇理論框架就十分關鍵。在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歷史邏輯框架之外,關于全球化的理論說明至少還出現了兩個值得關注的邏輯框架:一個是社會空間理論,它是把空間觀念與社會理論緊密關聯起來的一種松散性理論,盡管它還沒有形成一種確定的形態;另一個全球性理論,它指的是那些超越國際關系和國際政治經濟范圍的關于未來世界構想的寬泛理論,在其名下也有多種理論形式。

社會空間理論關注如何從人類生活方式的立場來理解全球化。如果把空間作為社會生活的一種基本構型,那么人類的生活空間早已不再是局限于特定的地域空間。不僅物質生產和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已經超越了地域的限制,而且交往生活和精神生活更是幾乎可以不受地域的限制,所以人類生活空間在結構上和組織上的形成和變化主要取決于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的發展和變化。全球化帶來了人類境況(human condition)很多基本方面的變革。人類被置于趨向于全球性的社會網絡當中,生產體系和市場在世界層面上相互協調,媒體形象和資訊企及地球上的人民大眾,信息化允許遠距離的互動,物質的和符號的交往暗示著時空壓縮。舒德(Jan Aart Scholte)就認為,區別于用國際化、自由化、普遍化和西方化等概念來描述全球化,全球化可以定義為社會生活的重新空間化,或者全球化指的是社會空間本質的轉變。全球化所帶來的社會空間在結構上和組織上的重構又是如何可能的呢?即究竟是在政治的、經濟的還是社會的基礎上來重構?如果社會空間重構遇到不可克服的難題,又是何種力量對這種重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呢? 對這些問題的解答往往又必須回到全球化的體制建構和保障機制問題上。例如,全球化是否最終需要服從于民主原則和制度的世界公民(world citizenship)和全球政體(global polity)。

所謂的全球性理論,可以根據對全球化的不同理解、從多種不同的理論框架來立論。首先,它可以是一種世界觀。這種世界觀可以明顯區別于康德的世界主義。約瑟夫(Jonathan Joseph)就認為,全球化觀念應當聚焦于關于社會世界和行動者本質的預設。大多數全球化理論最終要接受一定的世界觀,并與一種特殊的社會聯結(social conjuncture)和組織社會生活很多方面的新自由主義綱領的影響相匹配。更為普遍的看法是全球化正在形成新的世界體系,即把世界構想為一個系統,以及把世界人民構想為被賦予平等權利和責任,以及決策者必須對其負責的個人的單一選民(a single constituency)。這樣一來,就需要建立世界體系的社會整合和治理的制度機制,它包括市場、政府組織和共同體。國際市場和跨國企業作為主要根據交換原則來運行的制度,民族國家、國際組織和超國家聯合體作為主要根據合法性權威原則來運行的制度,集體性運動和認識共同體作為根據團結原則來運行的制度。

其次,全球性理論可以是一種政治理論。傳統的國家理論和國際關系理論似乎已經無法適用于說明全球化對全球政治的影響。巴布(B. Ramesh Babu)認為,全球化可以被視為國際相互依賴得以深刻變革(在質和量上)以至于國際政治變成全球政治的一種現象和過程。在實踐上,民族國家所面臨的每一個主要問題/挑戰已經變成了一種全球問題/挑戰,除非在全球或至少在國際或區域層面上來處理,就不可能有可行的方案。這似乎又必須預設某種全球政治的實質性建構(全球政體或世界政府)之可能性。因此,卡布雷拉(Luis Cabrera)認為,被重新構想的廣義世界政府之必要性在于,在其名下可以企及的三個有益目標。第一個是安全。創立世界政府的目標是能夠保證個人免于大規模暴力的威脅,包括常規戰爭、恐怖主義,特別是核戰爭。第二個聚焦于作為確保全球正義或者被更廣泛地被理解為全面的個人權利的全球整合。第三個關注全球政治正義或者使合適的民主參與成為可能。更具包容性的超國家治理似乎得到廣泛的支持,但這明顯與全球政府的倡議者尋求主權的整合和讓渡的方式不能等同起來。

(二)全球治理面臨的主要問題

在全球治理的諸多定義中,韋斯(Thomas G. Weiss)給出了一個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定義:全球治理是幫助所有的行動者(國家、政府間組織、民間社會、跨國公司和個人)確認、理解和處理跨邊界問題的非正式的和正式的價值、規范、程序和制度的總和。根據這種定義,他認為全球治理所面臨的主要困境在于存在著五個方面的“全球治理隔閡”(global governance gaps),即知識、規范、政策、制度和服從的隔閡。這里從全球治理實踐的三個方面來更為全面地說明全球治理面臨的主要問題。

首先是全球治理的實踐難題。在超國家的、具有統一性的政治、法律、經濟和文化系統尚未建立的情況下,除了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可以在全球治理當中發揮應有的作用之外,還出現了多種形式的商議式全球治理,其中也存在著全球治理的實踐難題。首先來看由政要、企業家、學者和民間組織領導者共同參加的可持續發展世界峰會(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簡稱WSSD)所遇到的全球治理的實踐難題。對于WSSD而言,主要問題在于:它在何種程度上,并通過何種機制影響全球發展?政治決策能否引導在全球化的世界當中的事件進程?或者,全球化實際上導致了一種新的無政府狀態和控制缺失?斯勞特(Steven Slaughter)認為,長遠思考這種商議機制的意義,需要考慮三種部分相互依賴的因素或觀點:一是影響權力一般分配和人們意愿導向的“權力”,二是不同行動者、國家、組織和企業之間的“相互理解”(創立共同規范和共同體制),三是作為一種心靈的心理狀態的“希望”。其次來看作為商議式全球治理的論壇“G”系統(如G8及后來的G7,G20)。它是以成員國或政府以及主要國際組織為參與主體的、在國際法的規范協定之外成立、沒有執行秘書處和預算、獨立于成員國的行動能力的論壇系統。對于基于多邊外交的論壇“G”系統而言,實踐有效性也是其最大問題。盡管每一次會議都會圍繞彼此關心的重大多邊或全球問題(如經濟、政治、安全、環境等)展開對話,進行公開辯論,但一旦遇到重大分歧就會無果而終。2018年的G7和G20就是例證。

其次是全球治理的模式困境。全球治理的困境首先源自于對治理樣式或類型的理解與運用。就公共治理而言,幕利門(Louis Meuleman)區分了治理的三種“理想模型”(governance styles)樣式或“模式”:層級治理、網絡治理和市場治理。這些理想類型首先是理論建構,在現實當中,會出現三者不同的混合形式。羅茲則把層級、市場和網絡看做是三種治理結構。三種治理樣式(styles)或治理結構各自都有清晰的并相區別的內在邏輯。例如,層級治理的核心價值是權威,因此輸出必須是權威的和合法的。同感和信任是網絡治理的核心,因此結果被期望以共識為基礎。市場治理建基于競爭和價格,這使得最好的結果是最具競爭力的和最便宜的產品成為它的邏輯。全球治理的另一種邏輯是為了更好地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因而就可以被視為廣義的或全球范圍的公共治理。三種治理樣式或治理結構總會具有某種程度和某種范圍的實用性。但是三種治理類型要在全球范圍內成為可能,必須要有與之相適應的特定文化作為治理行動者的共同性精神條件,甚至可以認為治理類型本身也就是文化類型。因此在文化多元主義的背景下,無論是為了解決全球問題,還是為了更好地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全球治理都會面臨在特定社會當中盛行的價值、態度、信念、導向等不同文化類型之間深刻的內在矛盾和沖突。

再次是全球治理中的國家悖論。在全球治理的理論探討當中,一直存在著誰是真正的和可行的治理者的爭論,是像設想的世界政府這樣的超國際組織或機構,或者是全球民間社會,還是民族國家?全球化似乎預示了前面兩種超越國家或獨立于國家的全球性組織或建構的可能性,但全球化實際造成的一個重要后果是民族國家的國家觀念、利益和認同的強化。這就是全球治理中的國家悖論。這種悖論其實在“國際社會”(international society)的英國學派那里就給出了明確的暗示。他們認為,可明確研究的對象是“國家社會”(society of states),而不是“世界社會”(world society),即把國家之間的權力平衡作為國際社會的基本機制(盡管對于權力平衡是如何實現的會有不同說明),反對世界社會和世界系統理論把國際社會看做是由具有某種自組織和自規制性質的各種規則和規范來自發地、主動地和積極地管治的。英國學派的一個著名觀點是:“政治權威的多樣性——國家社會——是實現作為整體的人性善的最好安排”。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治理的國家悖論的另一種現實情況是“全球地方化”(glocalisation)。全球化作為一種整體運動,伴隨著超國家整合、次國家分裂和新的相互聯系出現等現象,形成了三種新的聯接方式:全球與國家的聯接、國家與次國家的聯接、地方與地方的聯接,它們超越了國家間、國內(intrastate)等傳統范疇。換句話說,國家在全球治理中可能處于既有存在的必要,又有多余的嫌疑的兩難境地。

全球治理所面臨的主要問題,表明了全球治理與全球化越來越充滿不確定性的發展趨勢相適應的復雜性和多變性,一種可能的出路是,不能簡單地把全球治理看做是更好地解決全球性問題和提供全球公共物品,而是應當超越傳統公共治理和國家治理的視野,著眼于在全新歷史發展條件下,建構一個更可持續、更加協調、更加穩定、更高層次的全球共同體。

二、作為全球化理想構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全球化深刻影響著當代世界基本格局,并改變著每個國家的未來發展前景。全球化的未來走向在不同的理論框架內分別有著不同的理解和認知。在西方,“全球共同體”或“世界共同體”概念和“全球民間社會”概念逐漸取代傳統的“世界政府”、“國際社會”、“國家社會”和“世界社會”等概念,成為正在探索的全球化未來理想構型的核心論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概念都蘊含著以全球化及其當代后果為基礎的全球治理的內涵。雖然習近平根據當代中國和世界的未來發展愿景而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但我們不應當把它與“全球共同體”或“世界共同體”和“全球民間社會”割裂開來。由于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沒有設定先驗的普遍性原則,而是基于對全球化的實踐邏輯(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社會空間化、治理普遍化)的認知來重新思考人類的整體性的未來發展可能實現方式,因而應當被當做超越“全球共同體”或“世界共同體”和“全球民間社會”的全球化未來的一種全新理想構型。

(一)全球化未來前景的兩種基本構型

關于全球化的未來前景,根據不同的本體論預設和理論框架,西方學者提出了世界共同體(全球共同體)和全球民間社會兩種基本構型,而世界政府(或全球政府)這一傳統概念,由于全球化所展現出來的各種復雜特征和不確定跡象而被邊緣化。這兩種構想的思想淵源和歷史邏輯并不相同,前者可以追溯到中世紀后期的宇宙學,后者可以追溯到啟蒙時期的社會理論。在全球化條件下,它們首先都是關于未來世界政治秩序的理想構型,同時它們都預設了威斯特伐利亞型民族國家的存在和發展這一前提。

世界共同體是由國際法律師麥克杜格爾(Myres McDougal)及其密切合作者社會科學家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在二戰結束時明確提出來的概念,他們用這一概念指稱“真正代表和包容所有的主要文化系統”的一種共同體。后來的研究者根據全球化的發展變化,對這一概念基于不同的世界觀、方法論、認識論、實踐論和價值論做出了不同的闡述,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闡述都把世界共同體概念緊密地與全球治理聯系起來。西方關于如何構建世界共同體主要依賴于兩種歷史上所形成的觀念資源:一種是國際主義,另一種是世界主義,并根據全球化的實踐進程做出新的說明或注入新的內容。從反思國際主義的路徑來構建世界共同體,旨在解決以國家之間和政府之間的合作為基點的國際主義路徑存在的兩個主要問題:一個是以聯盟、條約和協定為主要形式所建立的、保證參與各方安全和利益的國際體系的脆弱性和臨時性問題如何解決,另一個是獨立國家之間通過外交關系的彼此交往和相互作用的領域、層次和范圍如何適應和滿足全球化的發展變化要求。入江昭(Akira Iriye)認為,要超越國家中心主義的視角去建構全球化時代的未來世界——全球共同體,就必須充分重視、發揮國際組織(包括政府間組織和非政府組織)這一建構主體的力量和作用。但是這個全球共同體到底是指什么,他似乎又把它與國際社會等同起來了。

世界主義被認為是揭示世界的政治秩序之倫理、文化和法律基礎的一種思想,同時它又是一種普遍主義,被當做應對全球挑戰甚至是全球治理的一種政治哲學和方法。世界主義價值觀預設了對國際體制和組織的領導的必要性。赫爾德(David Held)認為,我們所面臨的全球挑戰最好在世界主義法律框架下去應對,并有三個支持理由。第一,世界主義價值在國際和全球政治領域很多重要方面的發展中發揮著建制作用,這又與構架核心的普遍的公民和政治原則密切相關。第二,全球化所造成的“命運疊加共同體”(overlapping communities of fate)之世界、由跨越社會邊界和部門的相互交織和相互依賴關系所構成的世界,在密集的網絡和過程中跨國家地把人們的命運聯結起來。第三,如果由此引起的復雜和迫切的政治問題得到解決,不是通過市場和地緣政治的機制,而是通過商議、負責任和民主的機制,那么世界主義法律秩序可以被看做為國際性地和全球性地解決那些問題確立了一個公正的和包容的政治框架。世界主義法律框架無疑是對全球化所導致的當代世界多邊主義秩序的不充分性進行理論反思而做出的新建構,但真正的問題在于,它是作為超越民族國家的政治共同體——世界共同體的必要條件嗎?如果不是,世界共同體也僅僅意味著一種未來世界構想。

全球民間社會雖然是一個含混的和有爭議的概念,但是它包含著關于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和世界的現狀、發展和未來的描述性和規范性內容。從當代的國家和世界狀況來看,可以對全球民間社會做出經驗主義或實證主義的定義:它是處在家庭、國家和市場之間,并超越國家的社會、政體和經濟限制來運行的觀念、價值、制度、組織、網絡和個人的空間。當然在這種界說和論證當中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哪些行動者和組織被認為是全球民間社會的一部分,國家或者由其主導的國際組織和機構是否應當包括在內。如果排除后者,似乎就只有非政府組織和市場行動者符合要求,甚至連由國家或政府來參與建構的像歐盟、WTO、聯合國都不能算,當然建國運動(分裂民族主義)及其組織也被排除在外。所以,從全球民間社會的建構主體的現實基礎來看,它目前在經驗上仍然處于萌芽狀態,因為這些行動者至少目前還不能完全擺脫國家、身份、道德和信仰等因素的制約。

從當代的國家和世界發展來看,全球民間社會被解讀為在“世界政府”、“世界共同體”和“國際社會”之外全球化的一種發展前景。全球民間社會概念被用來意指目前民族國家體系所發生的變化,并被設想為將來可以取代這個體系的一種新的社會實在。海恩斯(Volker Heins)認為,全球民間社會理論不是要接受民間社會是作為國家的反平衡的自由主義觀念,也不能像韋伯那樣把政治上的非國家力量封閉在國家邊界內,它最終建基于描述和接受非國家世界對于國家世界的優先性這一政治本體論。但是這樣需要預設非國家世界對于現代政治的一般性,這種一般性基于怎樣的觀念或原則才能合理地推導出來,海恩斯以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的“信心政治”(politics of faith)觀念為基礎進行了論證。巴特爾森(Jens Bartelson)進一步把它明確為:全球民間社會概念,在它提供了一個真正的跨國模本替代物的意義上,可以用來為在新興的世界政體中實行政府權威進行辯護。也就是說,全球民間社會在基本建制上要預設世界政體,而不是世界政府的可能性。

如果在一般意義上,全球民間社會指稱的是,“為承認人們平等的道德價值、他們的積極能動性和那些對于他們的自主和發展是基本的東西,而做出職權范圍規定的倫理空間和政治空間”。那么全球民間社會在何種意義上,是一種未來世界的社會形態,而不僅僅是政治形態?不少論者給出了關于它的人性論和道德論的論證。法爾科(Richard Falk)提出了基于人類普遍情感的一種自然主義的論證,他認為:“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拓展了共同體的意義,放松了主權與共同體之間的聯系,但是要建立起對人民(更寬泛的‘我們’)的苦難和渴望的強烈認同感”。這種人類普遍情感還必須轉化為一種具有全球性的、超越了國家的普遍道德,才能維系全球民間社會的存在和發展。赫爾德就指出這種道德的實現形式:“道德關懷的最終單位是作為個體的人們,不是國家或其他的人類聯合的特殊形式”,同時,“人類屬于在其中每個人值得平等的尊重和對待的單一道德王國”。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如何超越世界共同體

在西方學者所論證的世界共同體和全球民間社會這兩種未來世界的基本構型當中,都包含著對人類的發展前途和未來命運的某種關切。世界共同體概念與全球民間社會二者的本體論預設實際上還是有著明顯的差別,從方法論個人主義的觀點看,它們主要的不同之處在于,世界共同體更加強調世界人民之間的普遍性的價值認同和法律約束,而全球民間社會則偏重于強調他們之間的道德規范和自主合作,二者基本的共同之處在于二者都是在全球性關系當中并通過它所形成的異質性的共存方式。在全球共同體這一概念當中,它既是作為一個全球性共同體(acommunity of the global),即抽象單一性的觀念,又因為存在著不可還原的分裂或內在的差異化,從而是一個具體多樣性的觀念。由于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世界共同體的理念基礎和基本邏輯是“共同體”這一概念,因此把世界共同體作為比較對象,才能準確闡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實質和建構邏輯。

首先,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世界共同體都承認共同體是包含特殊性的普遍性統一體。世界共同體理論假定在一個更大的社會整體中,普遍性和特殊性是暗中相互包含的范疇。這意味著,共同體的普遍形式和特殊形式在時間上是共同構成的,也是相互滲透的;也意味著在所有人的普遍共同體與構成它的個別共同體之間存在某種同構性;還意味著個人之間的所有社會關系以及他們所身處的共同體之間的關系,在本質上嵌套于所有人的普遍共同體。世界共同體理論仍然局限于普遍性與特殊性相互關系的邏輯論證,把人性論、理性論等當做共同體具有普遍性的主要依據,沒有說明共同體的普遍性條件和現實基礎是如何形成的,雖然世界共同體假定,在全球層面上某種社會形式已經存在,也存在著不依賴于主權國家的政治權威的某種形式。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則把全球化所造成的世界各國在很多方面所形成的日益全面和深入的相互關系作為立論基礎,而不是首先預設某種普遍性先驗地存在,并認為共同體的特殊性是由每個參與者的活動方式和結果所產生或構成的,它們不具有靜態的固定性質。因此,對于人類命運共同體而言,普遍性寓于特殊性當中,并且以特殊性的充分發展為條件。

其次,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整合現存的各種形式的共同體。共同體對于任何個人來說,首先是一種單獨依靠個人而無法實現的共同生活方式。世界共同體建立于這種觀念:根據共有一系列的自然能力和共同的星際棲居地,人類作為一個整體而構成了一個單一共同體。這是關于共同體形成的一種自然主義論證。共同體是由共有各種價值、生活方式,認同群體及其實踐,認為彼此是群體之一員的一群人所構成。共同體有不同的形式,如宗教共同體、倫理共同體、民族共同體、道德共同體或語言共同體,等等,不僅如此,共同體還存在于不同的層次。這些共同體得以建基的基本觀念顯然不可能都由這種自然主義來說明,甚至可能是與之相矛盾和相對立的。所以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通過建構一種普遍性信念和整合性道德來整合現存的各種共同體形式,而不是簡單地取消、代替、重構這些共同體形式。這種普遍性的信念的來源在于,人類發展歷史表明,構建面向人類共同的美好未來的共同體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即使今天一些條件還不具備。這種普遍性的道德的需要滿足兩個基本條件:首先,成員之間必須要有團結;其次,不存在系統性剝奪或(某些形式的)系統性非正義,尤其是在缺乏有效的全球權威和共同的文化認同的條件下。

再次,人類命運共同體可以用實踐方式來解決世界共同體所遇到的價值實現悖論。世界共同體必須建立在一些普遍價值體系的基礎上,但是推行這些價值的努力很可能會遇到基于其特殊性背景的抵制。當下難以形成融貫的共同體觀念恰好是共同體概念成功地民族化(國家化)的結果,因而,理解這種民族化(國家化)是怎樣發生的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共同體之普遍化概念和特殊化概念之間所出現的緊張關系,這也隱含著怎樣來化解這種緊張關系。這種情況促使我們反思共同體的基本條件是什么?特殊共同體的特征被廣泛地相信是建立在“同一”和“他者”的辯證關系基礎上,因此解決同一與他者的矛盾是通過形成某種認同來實現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種通過對人類美好未來的構型來定義的發展性觀念,因此它需要思考以個人為基本單位的共同體建構邏輯,暫時擱置現實的國家之間的復雜關系。因為國家能夠產生區別于民族共同性的實質性愛國主義認同,因此一種觀點認為,通過建構新的全球政治制度來產生全球多民族愛世主義(global multinational patriotism),它不同于全球民族的觀念(及其與文化霸權主義相關的意蘊)。如果謀求某種程度或方式的全球政治整合是可能的,跨民族共同的價值實現悖論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但需要做的工作就在于探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所必需的既具有整體性,又可能為每一個人都能接受的核心價值觀念。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全球“元治理”范式

由于不可能一勞永逸地從根本上解決在當代的全球治理理論和實踐當中存在著三個主要問題:全球治理的實踐難題、全球治理的模式困境,以及全球治理中的國家悖論。因此一方面需要在現有的世界體系框架內卓有成效地創新治理模式,另一方面尋求新的全球“元”治理范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方面可以避免世界政府、全球民間社會和民族國家哪個才是真正的全球治理者這一根本爭議,另一方面也無需否認民族國家發展自己的國家觀念、國家利益和民族認同的現實意義,而是應當關注、引導和動員各種不同的治理主體如何形成共同愿景并承擔共同責任,根據實踐合理性這一原則來實施全球治理這一沒有終點的宏大漸進工程。這又需要促進全球民間社會的形成、發展和完善來打開全球治理的實踐空間,以超越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方式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從而使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全球“元”治理新范式。

(一) 全球民間社會作為全球治理的實踐空間

貝克爾(Gideon Baker)和錢德勒(David Chandler)認為,全球民間社會理論家們涵蓋了不斷增長的廣泛視角和觀點,盡管它們之間存在差異,但大多數的路徑聚焦在綁定于民族國家的“公民權利”舊形式與一種新形式的道德和政治共同體之間的斷裂。實際上,如果從全球治理的角度上看,一方面,全球民間社會這一概念逐漸改變了把全球治理看做是解決全球性問題的工具性概念的傳統做法,例如,羅西諾(James N. Rosenau)在全球治理概念提出之初就提出:由于問題存在于全球范圍,例如,環境污染、貨幣危機、腐敗、艾滋病、恐怖主義、大眾移民和毒品交易等,所以治理必定發生在全球尺度上。另一方面,全球民間社會概念由于蘊含著超越民族國家的政治、經濟、法律和文化等限制的一些構想,也把全球治理拓展為人類如何面向未來的空間性概念。

全球化給每個民族國家及其社會形態帶來了兩個方面的深刻影響:一方面,在全球層面上資本無限制的流動和市場力量無約束的統治,對一個國家自主的生產方式和發展模式產生了侵蝕效應;另一方面,全球化所帶來的信息和人員無節制的流動,對一個民族的政治意識和國家認同產生了瓦解效應。因而一些論者據此設想了一種全球社會。“全球社會”概念泛指是一個更大的社會整體,而不是單個個人或個別社會的總和(參見Jens Bartelson, “Is There a Glob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2009, 3, pp.112–115)。它與全球民間社會概念的主要區別在于它無須預設或包含任何社會的構成方式和機制,如道德、權利、法律和政體等。或全球民間社會正在形成。基于此,貝克爾和錢德勒認為,全球民間社會理論提出了三種面向未來的目標或理想,從而打開了全球治理的實踐空間。首先,它使得政治共同體得以擴展,即國際政治不再被視為受制于國家狹隘民族利益的政治空間,而是被視為不斷對關心更普遍人類利益的非國家行動者開放的政治空間。其次,它把全球民間社會的行動作為世界政治的主要決定因素,在新自由主義的“歷史的終結”的決定論面前,重新強調了人類能動者。再次,全球民間社會的出現預示著可以超越國家邊界來拓展民主,在那里可以構想決策不斷地“向上”脫離和超越基于民族國家的民主制度的控制。

全球民間社會理論對于全球治理而言存在著三個方面明顯的缺陷。第一,這種理論把全球治理的空間拓展局限于社會政治領域,或者說只涉及三種基本治理模式中的網絡治理,而把在全球治理中一直起重要甚至是基礎作用的層級治理和市場治理排斥在理論視野之外。第二,這種理論不能從實在論的立場理解和認識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的當代演進和發展,尤其是沒有把狹隘的民族主義、單邊主義和逆全球化重新出現和可能盛行所導致的反全球民間社會的因素納入理論視野,因此一旦出現上述情況,它就只能意味著基恩(John Keane)所設想的“普世統治”(cosmocracy)基恩所提出的新詞“cosmocracy”(普世統治),是由拉丁語的kosmos(意為世界、秩序、普遍的地方或空間)和kratō(意為統治或掌控)所構成,它是一種理想類型。它以最簡潔的形式描述了制度化權力的一種類型,即背離所有以前的管治形式——從亞里士多德試圖發展城邦類型學,持續到今天區分威斯特伐利亞國家,后現代和后殖民國家,或者現代、后現代和前現代國家的不同做法。參見John Keane, “Cosmocracy and Global Civil Society”, in Gideon Baker and David Chandler (eds.), Global Civil Society: Contesting Futur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30-31.的終結,或者說全球民間社會不能真正作為全球治理的有效場域。第三,在這種理論當中,民族國家的多樣化、個性化發展總是被預設為不能主動適應或滿足全球民間社會的發展需求,甚至總是以其對立面的方式出現,因此這實際上否定了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相聯結、相契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由于存在這三個缺陷,全球民間社會給全球治理所拓展的實踐空間充滿了不確定性,也無法包容各種豐富的、具體的治理實踐形式。或者說,全球民間社會只是為全球治理打開了一個單向度的空間。

(二) 全球治理的實踐范式轉換

全球治理的實踐范式轉換首先表現為全球元治理概念的出現。全球元治理概念顯然是把元治理的基本概念拓展到全球治理的領域而形成的,其中一個關鍵的推動因素就是歐盟的建制與實踐。杰索普認為:元治理由對復雜性、治理和治理失敗等問題感興趣的幾個西歐學者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提出,并被整合進幾個理論和政策范式。它的定義中包括:自組織之組織、自規制之規制、自調控之調控、治理網絡內似博弈互動的結構化和行動者之間影響整個系統參量變化的互動。就其最基本的和一般的(也是折中的)意義而言,它意味著“治理之治理”(governance of governance)。元治理作為實踐范式,是對所有的治理形式和與之相連的政策趨于失敗(市場失敗、國家失敗、網絡失敗,或信任消失)的回應,并以力圖重新設計它們為導向,或者因為一定的社會力量希望重新平衡不同的治理模式而出現。元治理出現在很多場合和尺度上,當治理問題或力量的動態平衡促使努力改善治理或改變對觀念利益或物質利益產生策略選擇性的影響。因此如果把元治理看做是對社會協作的層級、網絡和市場形式混合體的治理,那么它可以被視為是在競爭性治理、權威性治理和合作性治理之間的協商過程。故此元治理是一個位于三種主要治理樣式之上的概念,它通常采取多視角的、通盤檢視(helicopter view)的方法。

歐盟的建制與實踐推動了把元治理的視野從公共部門改革和國家治理拓展到超民族國家的綜合性共同體構建。為了科學說明這種共同體的構建邏輯,多層次(multi-level)元治理、多尺度(multi-scalar)元治理、多空間(multi-spatial)元治理等概念相繼出現。多層次元治理概念出現在超越一個獨立國家的組織架構(超國家架構)問題上,用來探討歐盟以國家形態出現所發生的更一般的變化。對歐盟而言至少存在著兩個層次的失敗,一個層次是運用特殊治理機制的特殊治理努力的失敗,另一個層次是一種治理模式的總體性失敗。因此,對應于三種基本治理(或協調)模式,我們可以區分三種元治理的基本模式和一種總體模式。首先,存在著對個別市場的反思性重設和(或)對兩個或多個市場之間關系的反思性重置,通過調整其運作、嵌套、連接、嵌入、脫嵌或再嵌入,也存在著“市場中的市場”。其次,存在著對組織的反思性重設、中介組織的創制、組織間關系的重置、組織生態(在很多組織共存、競爭、合作和共同進化的條件下對組織進化條件的組織)的管理。再次,通過對話和商議,存在著對自我組織條件的反思性組織。最后,存在著共振或“元治理”。這涉及管理在流行的協調模式當中的復雜性、多元性和纏結的層級。不幸的是,因為任何實踐都容易失敗,元治理和共振也有可能失敗。

杰索普在探討歐盟建制與成員國的相互關系時使用了多尺度元治理:歐洲議會、歐盟委員會、區域委員會、成員國在歐盟元治理政體當中各自扮演不同角色。關于歐盟政策制定的多層次治理概念,只是把握了從政府到治理的轉變,而不是從政府到元治理的轉變。用來探討制度類型、政治實踐和政策過程的多尺度元治理概念強調:第一,在這些類型、實踐和政策涉及的、受其影響和(或)由此推動的層次、規模、領域和場域的不可還原的多樣性;第二,包括像在“網絡國家”和“網絡政體”等觀念當中所表明的重要的水平和橫向聯結,以及多層次治理所隱含的縱向聯結在內的,與治理相關的政治關系復雜、纏結和交織的本質;第三,元治理作為權衡政府和其他治理形式以創造協調政策形成、政策制定和完成所必要的多樣性、靈活性、適應性之反思藝術的重要性;第四,可能涉及(超出了政府的不同層級和歐盟作為行政、政治和經濟空間的限定的)這些制度和實踐的行動者的多元性和確實的異質性。

多空間元治理概念從更為一般的和普遍的相互關系和交往關系的角度來思考共同體的建構邏輯。空間包括社會產生的網格和社會行動的范圍,它們劃分和組織物質的、社會的和想象的世界,并且根據這些劃分引導行動。空間可以是治理的場域、對象和方式,并且根據導向行動與各種空間想象相聯系。這是因為,第一,被繼承的空間構型及其機會結構是治理得以成立、競爭和調整的場域;第二,在空間產生于安排、控制、重組和提升物質的、社會的、符號的邊界、界限、邊際和閾限的意義上,它是治理的對象。這些安排不限定在通過疆域化所確定的那些;第三,空間可以是治理方式,當它依據“內部”、“外部”、“跨越”和“閾限”的空間來界定行動范圍,以及通過各種各樣的時空技術在行動者、行動和事件之間型構可能的聯結。第四,因為沒有行動者能夠把握地理—社會—空間的關系的所有復雜性,這迫使他們通過(框定他們的理解、導向、直接的空間規劃或其他規劃的空間方面的)空間想象來看待空間。

全球治理的元治理邏輯,既不同于公共治理的元治理邏輯,又不同于國家治理的元治理邏輯,它不僅是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而且是以建構共同體為導向的。雖然全球治理能否以及有沒有必要建立起類似歐盟的、政治、政體和政策具有某種統一性的機構和組織,仍是一個問題,但這并不妨礙我們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當做全球“元”治理的根本指向。在反思多層次元治理、多尺度元治理和多空間元治理概念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把關切人類共同生活和發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全球治理的“元”治理范式。這是因為,首先,這是共同體在當代世界真正現實主義的構建方式,符合全球化的歷史演進邏輯;其次,它為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解超越傳統的二元論范式(如普遍—特殊、國家—社會、個人—社會、理想與現實)提供了新的論域。再次,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所面臨的普遍性問題、不同共同體形式的整合問題,以及價值實現悖論都可以在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但有差異的治理實踐當中得到合理的解決。

(作者:吳畏,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教授、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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